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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①石景宜先生在天津市文化街《古籍书店》选书。石景宜先生数次赴津在文化街的书店共选购5000余册书籍赠送台湾。(资料图片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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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③石景宜先生生前最后一批准备赠送给大陆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送出。(本报记者 周春 摄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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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②石景宜先生的孙子石振刚告诉记者:这个小房间就是爷爷的房间,爷爷常常坐在这张黑色椅子上阅读。(本报记者 周春 摄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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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④石景宜和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一起。石景宜每到北京,就去看望自己的“老哥”季羡林。(资料图片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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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政协大礼堂,在北大校园,在国家图书馆,在石景宜艺术馆,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汉荣书局……在石景宜先生去世之后的这些天里,我们踏着先生曾经走过的足迹,奔走在先生曾经奔忙过的地方,与他的亲朋好友,共同追忆那过往的点滴,缅怀这位爱国书商的高尚情操……
现场追忆
北京301医院
季羡林:他爱国是第一流的
石景宜先生去世的消息,亲朋没敢通知学界泰斗季羡林,怕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但,我们还是借着写专题的机会,见到了季羡林。照顾他的人说,季羡林一般都不接受采访,听说这次是石景宜家乡的媒体过来,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接受采访。
10月31日,在北京301医院,季羡林接待了我们。一提起石景宜,这位90多岁的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。“石景宜值得尊敬,一是爱国,二是尊师重友。”他称,石景宜爱国是第一流的,认真也是第一流的。“我一开始的时候,叫他石老,他不让叫,我就叫他石老弟。”季羡林提起这段往事,就很开心。
季羡林和石景宜,一北一南,80岁之前彼此没有见过面,但80岁以后,却成了人生挚友,以 “大哥”、“老弟”相称,成就一段佳话。其中缘故,还得从《贝叶经》开始说起。
1994年,石景宜参观浙江省图书馆,看到其“镇馆之宝”——《贝叶经》。认识到价值的石景宜从此以后就开始在国外寻找,历经艰辛,经各方协助,终于于1998年,斥巨资购得一批《贝叶经》,运抵香港。
得宝不易,识宝尤难。为尽快寻求一位能鉴别《贝叶经》的专家,石景宜备受困扰。在此期间,适逢北京大学新建的图书馆即将落成,石景宜正准备赠送一批珍宝图书以表祝贺,与北大校长联系期间,透露了自己寻找专家的心思。北大提到了有东方学泰斗之称的季羡林,石景宜当即恳切希望北大能协助他见到季羡林。
当季羡林得知石景宜多年来无偿为国家捐献图书后,敬慕之情也油然而生。两位“文化奇人”在1998年的北京相见了,季羡林对石景宜带来的《贝叶经》仔细鉴定,认为是巴利藏的一部分,版本颇为珍贵。两位80多岁的老人,也因此一见如故。在季羡林的一篇散文里,他写道,交了一辈子朋友,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“知音”,他同石景宜的友谊就颇有类同之处。“我们在一起很亲切,一见面就笑,就开心。”季羡林说。
两老都非常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,石景宜每到一次北京,就去看望一次季羡林。而季羡林也很支持石景宜的赠书活动,无论是在北京,还是在广州,他都现身支持。还曾经与石景宜一起来过石景宜的家乡佛山,写下了散文《佛山心影》。
香港汉荣书局
刘紫英: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家长
10月31日晚,记者来到位于旺角通菜街的香港汉荣书局。一楼的书店柜台里,长媳黄清翘在值班,再早之前,是石景宜的夫人刘紫英站在这里迎来送往。黄清翘和婆婆一样,熟悉这里每一本图书的位置与价格。许多人说,婆媳二人的温婉气质有时像极了母女。
就是这个和谐的大家庭,刚刚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尊长。从刘紫英到第三代的小孙子,家人们这些天都呆在一起,他们会一起翻看石老的画册。在土瓜湾道的书库,他们最后整理着老人生前没来得及送出的书籍。
“爸爸是很传统的老人,家国观念很重。另一方面,他又有很强的进取心,告诉我们放胆做事,不要害怕失败。”汉基儒雅,国基爽利,兄弟二人继承了石老的出版事业,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老人的赠书事业继续下去。“父亲常说,同根同源,我们以后不仅是赠书,还会自己出版些书籍,向两岸三地介绍中国文化。”
“爷爷很忙,一年中只有过年才能和全家在一起呆一两天。”孙辈的石振刚似乎不特别清楚爷爷为两岸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,他只记得,因为数学成绩出色,爷爷不久前还让奶奶给他发了奖学金。
石老在命名佛山的艺术馆时,一定要加上夫人的名字,对老伴的患难与共的珍爱之情可见一斑。佛山传媒集团记者采访时,刘紫英女士没有在电视台的镜头前露面,但她还是拉着记者的手,用老人的方式,絮叨着对相伴57个春秋的老伴的怀念。“他是做善事,他开心我们也就开心了。”刘紫英老人说,一起创业,一起送书,老石无论对家庭,对妻子,对孩子,都非常有责任感。
哀而不伤,采访中,记者能体会到他们巨大的悲痛与挚爱,老人从来不主张给子孙留下过多的财富,但是,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光荣与骄傲,将成为后代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去采访时,佛山市图书馆工会主席梁文炽刚从香港回来。从1990年佛山图书馆第一次接受捐赠开始,梁文炽就开始与石老结识。当时新的图书馆大楼还没有建好,赠书仪式是在市群众艺术馆举行的。
梁文炽认为,石老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,老人没有架子,声音响亮,他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了,与人接触却完全没有上下级之分,对每个工作人员都很亲切。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每次见到石老,都愿意拥上前跟他说说话。
石老是个急脾气,每次有书过来,他总会不停地打电话催工作人员加快速度,“不是我急,等着看书的人急啊!”
他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,全国公共图书馆的一个联席会议在佛山图书馆召开。石老听到消息连忙赶来,“正好想向全国送书,这下要书的人都送上门了!”他当即向与会代表们宣布,向50个省市的公共图书馆各捐赠台湾版图书4000到5000册。此语一出,会议室里先是一片沉默,因为许多代表还不敢相信这位老人一举就捐出几十万册书,然后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欢呼!
“这里当年全都堆满了书。”梁文炽指着现在图书馆一楼的网络中心与展览厅说,在石老捐书最频繁的那几年,图书馆到处堆满了书,最多的一次,从澜石港进关了十几个集装箱,共7800多箱,52万册书。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连夜加班处理这些书籍。
“我对佛山好,家乡人待我也不薄!”梁文炽总记得石老的这句话。把家乡看得很重的石老,对佛山图书馆特别厚爱。梁文炽把记者带到二楼的景宜阁,“这里几乎一大半书籍都是石先生捐赠的。”他抽出书架上的《敦煌宝藏》等书说,如果不是石老,这些珍贵的书籍很难出现在这里。
采写稿件时,记者还在佛山市图书馆在新浪网的“图林草根”博客上,读到一位馆员的这样一段话:生命都是偶然的开始,必然的结束,而人在生命的旅程里,怎样走得坦然、精彩、有意义,石老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完美的答案……
佛山图书馆
梁文炽:他是个急脾气的好老人
10月22日,石老辞世的消息传来,石老捐赠书画中的精品又被艺术馆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取出,挂于展厅内。每幅字画背后,也许都镌刻着一个动人的故事,都浓缩着老人的家国情怀。
佛山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文化艺术馆,石景宜先生是这里的永远馆长。石老去世后,馆内大厅布置起简易的灵堂,石老的雕像下,摆放着黄白两色的菊花。许多读者自发在留言簿上悼念这位永远馆长,石湾一位老者用漂亮的字体写下“惠及市民,功德无量”的语句。王志敏馆长带我们走上侧面的阁楼,向我们介绍不轻易示人的《贝叶经》珍藏品,“他亲自从香港带来这些经书,怎样摆放,怎么保存,石老都有具体的指导”。然后又领我们穿过展厅,就馆藏的珍贵书画进行解读。曾经一次又一次,老人的步子也丈量过这样的线路,静静看着集他毕生心血收藏的作品,那时的他,该是怎样的欣慰和幸福。
王志敏最早跟石老接触时,还在民间艺术社工作,石老觉得香港裱画价高质低,便总带许多书画作品到佛山装裱,王志敏还记得,1995年石老拿来上千幅画作进行装裱,当时的王志敏还不知道,这些画就是石老在建馆前要捐献给佛山的珍贵书画。
只要有时间,老人每次回佛山都会到艺术馆看看,与大家聊天,看画。老人懂书画,有很强的鉴赏能力,同时又对书画家们抱有深切的爱护之心,王志敏说,老人听说许多书画家有困难时,总会慷慨解囊,去年就有一位济南的画家由于生计困难而求助于石老,他立刻着手帮他卖掉一批画,解了燃眉之急。
石景宜艺术馆
王志敏:他是一位醉心书画的老人
北京大学是石景宜生前去过多次的地方,他是该校名誉博士,曾为该校多次赠书。并为该校台湾文献中心的建立,立下了开创性的功劳。
这次北京之行,记者特意来到了北京大学,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。该馆5楼,悬挂着“台湾文献中心”的牌子,一溜的台湾书籍,包括台湾各地的方志,台湾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情况。“这里大部分都是石先生赠的书。”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高倬贤一边介绍一边说,当时北大有很多文献中心,但独独缺少台湾的,石景宜赠送的台湾版书籍正好为这个文献中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
高倬贤也就是通过这次赠书才与石景宜开始了“面对面”的接触。那是在1998年以前,北大即将迎来百年校庆,石景宜也正在酝酿为北大再赠送一批书籍。由于北大很多学科设置得比较偏,老师需要的书也不好找。于是,北大提出,石景宜能不能有目的地赠书。
石景宜非常爽快,当下表示同意。于是,北大各学科领头人把需要的书目一一列给石景宜,光数目就15箱。为了准确,石景宜带着几位北大的教授亲自到台湾挑书,其中包括高倬贤。“这次台湾之行,对我们文化界来说非常难得。”高倬贤说。经过一周的选择,北大学者们选定了书籍,但如何运抵大陆却成为头疼事。回忆这段往事,高倬贤只说,过程没法说,只能说香港汉荣书局贡献太大了。
“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去世了。”高倬贤说,石景宜太好了,那么精神的老人,冬天那么冷。穿一件单裤,但手心永远是热的,对人永远那么热情。高倬贤说,虽然石景宜一直说在香港他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,但石景宜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却并不微不足道,而是无法衡量。
北京大学
高倬贤:他对人永远那么热情
沉痛悼念
全国各界
痛悼石景宜
香港著名爱国人士、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创办人石景宜,10月21日在香港养和医院不幸辞世,享年91岁。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石景宜亲属发来唁电,对石景宜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。
李长春在唁电中表示,惊悉石景宜先生逝世,不胜痛惋。石景宜先生一生爱国爱港,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,热忱投身两岸文化交流,推广中华艺术,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唁电指出,石景宜先生致力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、推广中华艺术,热心公益事业,支援扶贫工作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其精神风范和崇高品格将永存不朽。
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晖向石景宜亲属发出唁电,对石景宜不幸逝世深感悲痛。唁电说,石景宜生前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,为国家的建设事业,贡献良多。
全国政协原副主席、前广东省长叶选平表示,石景宜先生无愧于“文化书使”的美誉。
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在唁电中表示,石景宜的辞世,使两岸文化界痛失一位文化书使,希望大家共同继承石景宜的遗志,继续发扬爱港爱国精神,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,努力为祖国和平统一作出贡献。
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在唁电中赞扬石景宜白手起家,艰苦创业,数十年如一日,致力于推动港澳地区的国民教育,推动两岸三地文化交流,以及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。
各界评价
心系祖国,用书沟通两岸
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:
石老一生心系祖国,特别是在两岸文化交流上,把个人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,是受人尊敬,值得佩服的前辈。
石老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:致富不忘爱国、重视教育、生活简朴。正是这种爱国、爱港,热心教育、热心海峡两岸交流的行动得到了国内的朋友和单位的支持和赞扬。石老更可贵的一点还有,重视子女教育,而且他的子女也正走着石老走过的路,为促进香港发展,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作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:
我与石老是通过赠书活动认识的,至今已有10余年,交往很多。几年前到香港时去看望他,才发现他对赠书亲力亲为到什么地步。赠书的保管钥匙都是他一个人带着,爬上爬下,拿书装书,全然不像一个将近90岁的人。把赠书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。第二件事就是他非常务实,和我们一见面就谈赠书,做事风格很认真。第三就是生活简单,家教也好,石老的几个孩子做事都非常认真,而且大局观念,爱国主义情感都很深。
他的精神值得青年人学习,也值得有钱人学习。有了钱之后,仍然坚守个人的固有情操是非常不易的。
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玉辉:
石老是香港汉荣书局的当家人,著名的出版家。从1978年来,他就向内地捐赠了大量的图书。从他家乡的图书馆直到国家的图书馆,我们图书馆也得到过石老的惠及,其中包括珍贵的《贝叶经》。另外,他还利用书籍赠送的行动,有效地加强了两岸的文化交流,为两岸增进了解,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。我们永远怀念他。
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:
石景宜先生是我的乡亲,认识很多年,尤其是近几年回家乡的机会比较多,接触更多,也由此,了解了石先生的为人。
石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精神矍铄,自得自在的长者,十分关心国家,热爱家乡。他曾向我讲过,如何为两岸三地文化搭桥,把台湾和香港书籍带到内地,再把内地书籍送往台湾。他坚信台湾同胞与我们同文同种,分享同一历史,对中华民族必会认同。只因常年分割,缺乏沟通,需要多做使者工作,带动两地交流,这样能有助实现祖国统一。他为家乡文化艺术事业、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。
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:
石老先生在香港出版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,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致力推广,希望祖国繁荣强大,就连为自己的儿子(汉基、国基)取名,也是寓意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。我与他的儿子汉基很熟,他印了很多推广中国文化的书籍。他们父子都对推广中国文化作出了努力。
佛山市原副市长梅彼得:
我1991年认识他,他已经在做捐书工作。他捐书还不仅是自己做,全家人都跟着做,几十万的书画,全家人开会都支持他捐给国家。他把很多有价值的书籍,珍贵的《贝叶经》都捐出去了,但对自己却很简朴,吃饭很简单。而且,他跟我讲过,不赚祖国一分钱,确实,他没有这样做。
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原司长周中栋:
石老有双重的身份,在香港是爱国的成功的文化书商,另一方面也是很愿意为国家作贡献的赤子。他的贡献得到党和国家的肯定,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,做的事情遍布中国的城市、乡村,向1000多个县捐过图书,有非常突出的地方。
多年来,他坚持用书沟通两岸交流,尤其可贵的是几十年如一日,赢得两岸人士对石老共同肯定。这不仅反映了他的爱心,善心,也反映出他能成功的宝贵精神。他的这种精神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。
旅港南海商会理事长关亨时:
我与石先生是南海乡亲,他是好难得的人。石先生工作勤恳,做人低调,为人节俭,省下的钱就给国家买书。我知道,他收集了很多名画,但不是据为己有,而是将名画捐给图书馆,并且就这些名画出版了好多画册免费送人,花钱推广中国文化。对这些,周围的同乡都很受影响,对他很支持。我想,在香港和他一样多钱的人很多,认同他的人也多,但像他那样做的人不一定好多。
专题策划:本报记者 宋卫东、黄琳
专题采写:本报记者 王丽萍、冯璐